最近看到一篇文章《电信运营商之惑：到底要不要高利润》，微言大义是说老百姓不理解运营商“搜刮民脂民膏”日进斗金，而运营商自己作为企业要接受国家的利润考核而不得不追求高利润。所谓目前的状态是运营商就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赚钱被视为搜刮百姓的膏脂，不赚钱则可能被拿下。
所谓怎么做都是错——这是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所面临的不可逆转的外部舆论环境，而且这种趋势还有被愈演愈烈之势，以至于运营商的各级管理者，不论是居庙堂之高的人还是处江湖之远的基层员工，即使在遇到自己理直气壮的事情时，考虑到当下的舆论大环境，而不得不采取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
可以说，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所面临的是严肃的转型时期，而这种转型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大环境紧密相关，运营商并不能置身事外，而且更为要命的是，电信行业在中国向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过程中还往往承担着早期试验田的角色——这一次也并没有例外，以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为例，电信行业的推进力度和速度相比其他同类的垄断行业还是有很大的进展。
那么，在转型的时期，电信运营商到底是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是按照总理的提法，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红利，让老百姓都能以更低价甚至免费的享受通信服务，作为公益性国企出现?还是继续作为赚钱的机器积累更多的“国有资本”?
在这个看似悖论的，只能二选一的选项中，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电信运营商之所以要垄断经营的最原始初衷——通信的普遍服务。
为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提供用得起的通信服务——这是电信运营商的最基本的义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义务表现在中国的就是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所提供的村村通工程，一种以行政命令和分配的方式执行的另类的普遍服务义务。
可惜，在官方的宣传中，有关电信运营商为国民提供的普遍通信服务，鲜有提及，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在一些公开的场所比如人大会期间或者部委的工作总结中，只是把资费的下降作为忽悠老百姓的事情，闭口不提电信运营商在荒漠、高山、草地、无人区、偏远农村山区提供的基本通信服务。
而运营商自己，也总是强调自己的利润和发展，对于为国民提供的普遍服务，往往笔墨甚少。
这难免会只是让公众记住运营商只有日进斗金年利润千亿的土豪形象，至于为贫穷落后地区的普遍通信服务，为弱势群体提供的通信服务，或者被选择的忽视或者根本为人不知。
